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为何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共二十大·观察)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为何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新社北京10月23日电 题：习近平与中外记者见面为何再提“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10月23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亮相。在这个全球瞩目的场合，面向中外记者，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再提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10月23日，刚刚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中外记者亲切见面。图为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中新社记者 盛佳鹏 摄

　　“只要共行天下大道，各国就能够和睦相处、合作共赢，携手创造世界的美好未来。”习近平说。

　　“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中共二十大期间成为高频词。二十大报告呼吁，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

　　22日，全人类共同价值被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以载入“党内母法”的形式固定下来，成为全党行动的共同遵循。有评论认为其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全球观”和“世界意识”。

　　习近平在同中外记者见面时再次突出宣示“全人类共同价值”，表明中国共产党未来施政将继续致力于拉紧与世界“命运与共”的纽带，以胸怀天下的情怀致力于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

　　当今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动荡因素增多，虽然各国相互联系和影响更密切，但疫情、冲突、通胀等造成的外溢效应持续，饥荒疾病仍在流行，隔阂和对立在一些地方持续加深。

　　着眼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倡导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旨在超越地域、民族、肤色等差别，以人类共同利益为交汇点，凝聚不同文明的价值共识。

　　面对各国间存在的具体利益分歧，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呼吁各国以“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智慧化解矛盾冲突，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增加和平合作的“砝码”在国际关系“天平”上的分量；面对不同人群、地域存在的价值理念分歧，全人类共同价值理念呼吁通过对话和交流，让文明的多样性而非单一性得到更大发展，集“小同”为“大同”，化“不同”为“共同”，增进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各国由于自身环境、历史、发展历程不同，对制度和道路愿景存在不同看法，这本应是世界多样性图景的一部分，但近年来随着个别国家选择通过诉诸小圈子、提出遏制战略、开展“排他行动”来扩大共同声音的“音量”、共同选择的所谓“辐射范围”，给世界发展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一些中小经济规模和体量的国家甚至担忧本国有一天或许不得不“选边站队”。

　　对于这些“乱象”，中国给出了自己的方案——无论是发起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还是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合作，中国都致力于从各国人民最深刻、最普遍、最现实的共同诉求出发，希望在对话、理解与合作中推进世界的共建共治和共赢共享，而非诉诸小圈子和零和博弈。

　　今天，通过再次郑重宣示“全人类共同价值”，习近平对“如何看世界、中国怎么办”的问题作出了回答，进一步阐明了中共的“世界观”。

　　正如他在见面会上所说，“我们将同各国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完)

我的丈夫 我的蜜月******

范瑞娟(1957年2月)

　　1月1日，这是个多么令人喜悦的日子。旧的过去，新的来临了。我和伯鸿就是这一天结婚。

　　结婚的前几天，我们要到区人民委员会去登记，临去之前，我和他开了一个玩笑。我对他说：“结婚登记处的人为了执行婚姻法，对于男方询问得特别详细，你要小心准备了。”他却若无其事地说：“一切事情都可公开，既合法又合道德，不用愁虑。”我笑了笑告诉他：“人心难测的，就有这样两位青年男女，他们交往了一个时期后，到政府去登记结婚。登记处的人问女方结婚是否自愿，女方没有表示，急得男方满头大汗。最后女的摇了摇头，登记就没有成功。假如我们的事我也摇摇头，看你怎么办？”他调皮地说：“你要会摇头的话，祝英台就不会为着真正的爱情去牺牲了。”我不由得大笑起来，我知道他这句话是因为我经常扮演梁山伯而说的。

　　新房里的重逢

　　结婚，事先没有通知别人。可是，那天上海越剧院的朋友都来了。演夜场的，下装之后还赶到我们家里。尽管我们准备了吃的和玩的招待他们，可是总有一点不放心，因为院里有好些人是闹新房的能手，尤其一个做音乐创作的朋友不好办，只要他在场，非要把人闹得够受不可。为此，在新房里真叫我又喜又怕。可是，事件的发展又往往出人意外，当我担心的那位先生随着众人拥进了新房之后，伯鸿和他都怔了，原来他们是分别了8年彼此不知下落的老朋友。由于这个意外的重逢，这次闹房得以安全度过，我们在大家的要求之下合作穿了针，互相喂了糖，报告了恋爱的经过之后，大家就放过我们了。

　　袁雪芬、傅全香都要送礼，被我阻止了。但送礼的人还是有。最有趣的是我的文化老师，她送给我们一对花烛。这对散放着柔和光彩的花烛，给我们的新房里增加了不少喜悦气氛。当最后一个贺喜的人离开之后，它仍旧燃烧着，按照婆婆的意见，靠近烛台的墙上，悬着一个福禄袋，因为找不到铁剑，我把那把跟着我受尽风霜在舞台上用的铁剑配在上面。

　　有缘千里来相会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这是伯鸿刚才回答闹房者的话，它却一直在我心头萦回。我和他在相识之前，已经有了长时间的通信。他的妹妹是我的朋友，通过她使我对伯鸿的家庭，以及他幼年时代的生活，有了透彻的了解，真像我们在一起长大的一样。去年9月，我们第一次相见，不知怎的，自此以后，他的形影深深地刻在我的心头，再也移不掉。终于我和他结成了终身伴侣。

　　对于婚姻问题，我过去的确不打算考虑的。准备趁自己年轻把自己演戏所得积蓄点钱，将来隐避到乡下去度过艺人在旧社会都不可避免的悲苦的晚年。但是，中国解放了，一切都变了。对于整个社会，我由痛恨而热爱，我爱一切，第一次感到生活意志的旺盛。现在，艺术成了我的生命，我要把我的一生，献给祖国的艺术事业。

　　在蜜月里

　　结婚之后，我们到苏州去游玩了几天，然后在上海度过了蜜月。在这些日子里，伯鸿仍到中国青年报上海记者站工作，我每天也到越剧院去。早上，伯鸿知道我睡得晚，又是易被惊醒的人，他总是抱着衣服轻步走到外室去穿。晚上，我回到家里，他已经静静地坐在桌前看书了。他总是把他从书上看到的或者采访中遇见的“故事”一一讲给我听。有时候我们一起去观看越剧，回家以后，我要他提些意见，他却笑笑默不作答。怎么办呢？我就用这样的话去激他：“原来嘛，你对越剧是没有感情的。”于是他急了，不得不将他的意见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他是爱好戏剧的，同时还爱好音乐。当院里正在讨论音乐问题时，我把我的看法提出来和他商量；也是这样，开头他总是默默无声，到后来才将自己的见解详细地发表。我们谈了很多问题，有融洽一致的地方，也有分歧。我们总是这样结束我们的谈论：“我们懂得太少了。”因此，我们有个打算，要大量地买些书，提高我们的业务、知识和艺术修养。

　　我的丈夫

　　我的丈夫是一个对生活并不十分计较、对工作却十分热爱的人。有一次为了添置几件衣服，我拿回几个呢料的样品，问他喜欢哪一种。不料他淡淡地回答：“任何一种都可以。”一个月以来我还不知道他喜爱什么菜，仿佛他什么菜都很爱吃。可是这却使我这个作为妻子的人有些踌躇了。他认为：“我们的生活比过去好多了，不能够因为革命胜利而得意忘形，奢侈浪费。”他平日总是和颜悦色的，可是有一次我见到了他严肃的脸色。我对报社记者约我写稿表示讨厌，认为这是一件麻烦事。他批评我这样是不对的，并要我认真地写好那篇稿子。我觉得他的意见很正确，终于把稿子写成了。原来他对自己的职业是非常敬重和热爱的，这也影响了我，如我曾经考虑过：“现在我演小生，将来演什么角色呢？”在这种问题面前，他是十分果断的，他表示，我应该将小生演到底。我也就决定这样做。

　　慈祥的婆婆

　　1月底，我离开上海赴东北演出。路过南京时，在那里演出了两星期。伯鸿的父亲在南京工作，于是我又有机会和婆婆在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开始我很担心，婆媳关系不好是常有的事，我的婆婆不知怎样。可是没有几天我就感到我婆婆是慈祥而热心的人，在我演出时间，她经常等候我直到深夜，在我临睡之前她跟我总要喃喃地谈些心里话。我们谈得十分投机，计划着将来如何生活，使每一夜过得都很有趣。我的担心成了多余，很快地我从我婆婆身上找到了我已去世的母亲的温暖和母爱。离开南京的那天，我和婆婆真是难舍难分。眼泪从她老人家眼里流下来，我也哭了。只能硬着头皮背身离开。新社会是幸福的，我在这幸福的社会里又得到了幸福的家庭。可是，我也不能摆脱幸福中产生的苦闷。我觉得自己的才能太少了，我觉得人民给我的荣誉太大了，国家给我的照顾太多了，我担心自己会辜负他们。怎么办呢？我已经定了进修计划，决心不畏艰难努力。

　　(1957年2月)